或许是最后的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农谢法庭宣判纪实

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 王其冰

2014年8月7日,金边城外16公里处的柬埔寨特别法庭吸引了驻柬埔寨的各路国际媒体。此外,为了这一天,还有更多的国际记者、法律专家飞赴金边,密切注视特别法庭对柬埔寨“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农谢、乔森潘的宣判。

开庭

上午9点钟,开庭铃声响起,法庭内全体肃穆起立,主审法官宣佈开庭。随后,两名被告——88岁的农谢和83岁乔森潘各由两名法警引领,行动蹒跚地进入被告席坐下。农谢身着黑色外套,面带黑色墨镜,面无表情地靠坐在黑色座椅上。在他的左手是真正戴眼镜的乔森潘,乳白色的夹克,与农谢不同的是,为了听到法庭上讲说的每一句话,他戴上耳机。

他们此时出庭的形象,与我大约两年前在法庭所见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在法庭散发的庭审印刷册上,他们的照片反映出的情绪也是如此,农谢侧目不肯直面镜头;乔森潘微微向下斜视,然而头戴耳机凝神谛听。

退回40年,他们才四五十岁,正值人生壮年,农谢早已是红色高棉组织的二号人物,乔森潘即将成为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国家主席。以红色高棉组织为核心的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年4月17日进入金边,1979年1月7日从金边撤向柬埔寨西北地方。一直到1998年,民主柬埔寨政权军队在西北的拜林山区放弃武装抵抗,向成立5年的新柬埔寨王国政府投降,他们从高位跌落下来,但还活着;而他们的头号人物波尔布特,於1998年4月在荒野中孤独地离世。

2006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柬埔寨特别国际法庭成立,它的任务就是对民主柬埔寨政权即“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以农谢、乔森潘、英萨利及英萨利之妻英蒂丽作为被告的法庭002案件於2011年11月开始审理,现在终於等来宣判之日。这期间,英蒂丽因丧失神智免于审判,曾任民主柬埔寨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英萨利病逝。四个被告,现在剩下孤独的两个。

审判席上坐着穿红袍的七名法官,显示了国际法庭阵容,其中四人来自柬埔寨司法界,包括主审法官尼农、法官约奥塔拉、亚索坎和托莫尼,其它三位分别是新西兰的戴姆•西维亚•卡特怀特、法国的让-马可•拉沃吉尼和奥地利的克劳迪亚•芬兹。

柬埔寨特别法庭的国际性还有更多体现,比如在提交的参加听审的申请表上,每个申请人被要求明确填写头髮与皮肤的颜色。

被告就坐后,审判长尼农用高棉语开始宣读判词。通过法庭提供的耳机,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英语或法语的同声传译。

法庭其实分为两个部分。整个法庭平面图呈扇形,内缘是真正的法庭活动空间:迎面是高居上位的法官席,法官席的右侧是检察官席,稍远处是民权律师席,法官席左侧是辩护团;与法官席面对的,右边是证人席,左边是被告席。今天是特殊的日子,虽然检察官、律师和证人都不需要有实际的语言和动作。但座无虚席。法官一个人在宣读判决书。乔森潘与农谢面前摆放着电脑萤幕,从萤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居审判席上主审法官的面孔。

一道弧面的玻璃墙把审判区与外缘部分500个观众席分隔开来。观众席位扇形并阶梯排列着,观众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法庭内的活动。在玻璃墙的两侧悬掛大萤幕,即时传送法庭内的细部图像与声音。在我身边就坐的是一位柬埔寨女士,她不需要耳机,因为法官说的就是她的母语。

8月7日,金边,特别法庭宣判结束。 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但是乔森潘为什麽要戴耳机呢?法庭提供的资料说,上世纪50年代,乔森潘在法国学习,并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柬埔寨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他为了祖国的宏大理想而回到柬埔寨。回国后,在1962年西哈努克任命他为商业副部长之前,他先成为了教授。

宣判结束后,我问刘律师乔森潘为什麽用耳机。律师猜测说,他可能是听法语。他的法语太好了,在法庭上,他时而会使用法文表达。(出现在审红国际法庭的刘律师常常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是唯一的中国籍律师,是来自中国大陆、服务於特别法庭的年轻律师。)

乔森潘1967年曾隐身一段时间,1970年代初再出山时已是红色高棉的人。1987年波尔布特退隐后他成为红高的正式头目;1989年他代表民主柬埔寨参加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谈。1998年,他带领红高部队向柬埔寨政府军投诚,然后回到拜林居住。

两个多星期前,就是在柬埔寨执政党与反对党达成决定性协定的7月22日,我恰巧在拜林,并专门去看了乔森潘的房子。那是村路旁的两层木板房,寂寞而陈旧。带我去的是20多年前红色高棉的战地记者勒恩。他告诉我现在是乔森潘的女儿居住。院子有几只白色小鸡啄食勒恩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勒恩说,可能到田里干活去了。

说起来,勒恩是新闻同行。民柬政权时期,他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小团队,拍摄战争纪录片。我问为谁拍,在哪播放。他说政府需要,联合国也需要。确实,直到1989年,民主柬埔寨政权还在国际上代表柬埔寨。1990年代初,柬埔寨可是国际社会的热点,西哈努克、洪森的金边政权、宋双和红色高棉这四支力量的纠缠占据每天的国际新闻版面。我在北京相距遥远的编辑室里无法想像拜林。

勒恩说,直到1979年1月7日那一天,他才离开金边。

金边是乔森潘、农谢罪行的一个节点。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是红色高棉全面执掌柬埔寨政权的时期。进入金边城的当天,红色高棉组织立即大规模将城内居民向乡村驱赶。这正是002号案件起诉的重要罪状。

“平庸之恶”

开庭没过几分钟,审判长尼农就开始宣读判决书。长长的判决书没有悬念。核心意思是,审判法庭认为,被告人农谢和乔森潘在1975-1979年期间,犯有反人类的灭绝、屠杀、政治迫害、强迫搬迁的罪行,法庭决定判处农谢、乔森潘终身监禁。

强迫搬迁就是指将全体金边市民赶出金边城。在今日金边的任何一家书店里,几乎都能从书架上的某本书里找到人民被驱离金边的描述。英文版、中文版----想必柬文书籍里也有吧?对后一点我不太确定。英文版是西方观察者的描述或向西方世界的痛诉,中文版是华人世界内的自我泣诉,柬文书籍呢,都逃不脱同样的命运,还需要互相哭诉吗?

特别法庭的回答是肯定的:需要。在500人的观众席中,不须仔细辨别,就能看出有很多来自村野的农夫农妇。虽然像今天能进入到观众席的机会难得,很多记者都因为报名迟滞而被阻在外,但是法庭仍把有限的座位留给他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刘律师介绍说,自特别法庭2006年开始运作以来,每一场听证、庭审,特别法庭都有独立的预算,用大巴士到外省乡村把普通百姓拉到金边的法庭,鼓励他们作证,也请他们见证法律的公正。

2009年,特别法庭宣佈判处001号案被告S-21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康克由上诉,结果2012年2月终审判决下来,康克由改判终身监禁。35年和终身监禁的结果可能都是老死狱中,但差别在於,对於这样的罪行,不同的判决显示法律的不同态度。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个体如何拒绝或挣脱?汉娜•阿伦特主张对“平庸之恶”(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编者注)说不,但是在宏大的社会实验构想的激励下,有多少人能凭慧眼或本性识出“平庸之恶”?到底谁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7月22日,拜林,前红色高棉记者勒恩(左)和波尔布特生前警卫森利滕。 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无法验证的历史

森利滕说: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得相信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他还说,作为国家领导人,就该承担责任。

森利滕是波尔布特的亲侄,生活在拜林,曾经是红高领导人的安保人员。他坐在拜林落日的馀晖里讲述往事,不,只能说是回答而不是讲述。

他面前原色的木质餐桌上,摆着几张摄於1987年北京的照片。那是战地记者勒恩的收藏。照片中森利塍和勒恩都年轻而意气风发。勒恩怀念他的中国老师郭梅仙女士。他还保存着她的名片,我原以为也是一名新闻前辈,看过名片,知道她是一名工程师。

森利滕和勒恩是多年的朋友。现在他们和许多当年的战友都在拜林居住,经营种植园或农场。他们另一位当年的战友恩速坤在省政府身居要职,是拜林省计划局长。在拜林停留第二天早上,我在头一天的餐桌上见到了他。他不凡的气度昭示了官位,而带我深入“红高基地”的老王却不关心他是什麽官。

在老王眼中,他们都是“布马”——朋友,反过来,老王就是他们眼中的“震”——中国人。他们之间几乎不需知道姓名。而我,出於职业习惯总是查户口般地急切瞭解谈话对象的信息,至少也要知道姓名和贵庚。

恩速坤告诉我在泰国边境还有一处柬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以前由联合国人员看管。我提出去看看,他开车与我们同去,到了那里,只见一架更为破败的吊脚楼,一个农人在底层发呆,一个孩子坐在木楼梯上发呆。局长说,这里曾是农谢等人的开会地点,“他们生活跟我们一样,没有特殊的物质要求。”

红高在金边执掌三年多,人民无以裹腹,社会财富完全没有积淀,随后败退到西北山区。传说中的红宝石和红木走私恐怕只够部队的日常供给。

作为贴身侍卫,森利滕怎麽看关於红高统治时期死亡170万人的事情,他传达过或听到类似的命令吗?

他摇摇头,“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对外面的老百姓生活没有办法掌握。但是我没有听到过领导人发佈杀害人民的命令。对於领导人发佈修建堤坝、开发农田、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政策是知道的。”

这也是特别法庭面临的难题:缺乏物证。

一家非政府组织近来每年都会在金边街头作些摄影展,有次晚间经过,我凑上去细看,多数是1970年代柬埔寨人在工地劳动的照片。

但是,没有确凿的物证表明强制人民搬迁出自谁的命令,或者出自哪一纸命令。

真正的调查是困难的。谁也不愿意去揭已渐癒合的伤疤。柬埔寨华文报《柬华日报》的钟耀辉是我在柬埔寨依赖的活百科,刚来时,我几乎拿所有的问题问他。直到有一天问他红高统治时金边送水节是怎样情形,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因为那时他还没出生。我才如梦初醒。近40年过去,一代人已经长成。这个社会的中坚对那段历史已经完全没有直接体验。

而老一代柬埔寨人是多麽不愿再回首这种伤痛啊。今天早上出门时,我为穿什麽颜色的衣服踌躇了好一阵儿,最后还是弃黑就白。在柬埔寨生活两年多,我经常是穿着黑色上衣出入各种场所,直到有一天在偏远的腊塔内基里省山村,一位年近80的老者用手指捻着我的黑色T恤,告诉我这是柬埔寨人最讨厌的颜色,因为红色高棉时期的服装全是黑色,会唤起不快的回忆。他说话时,我几乎看到他眼睛里闪现出来的厌恶。他们连那个时代的颜色都要忘却。留心之后,我确实发觉今天柬埔寨百姓真是鲜少穿黑色。

8月7日,金边,记者在特别法庭室外采访。 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结束

10点半,主审官终於读完宣判书。法官最后让农谢与乔森潘起立,但是只有乔森潘站了起来。法庭宣佈说,农谢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站立。法庭宣判也就此结束。玻璃室内,法官们先行离开,法庭工作人员拉起了帘子,其他的人与活动也都遮在了帘幕之后。

观众走向门外,走道立即被等候的记者占据。有人发出了抑制之后的哭声。一个半小时的宣判绝对肃穆,我的手机、电脑、照相机全留在外面,由刘律师替我保管,所以受害者的悲愤和哭泣也经过了暂时的封存吧?

记者们各种型号的摄像机和话筒本能地寻找采访目标。受害者被围在中心,十多个话筒指向他。84岁的梅尊有着古铜色皮肤,他是S-21监狱的倖存者,因为有绘画技能,所以保住性命;60岁的松瑞提,在红高时期失去了父亲和三个兄弟。他们在心中埋藏多年的苦难今天可能会通过多种语言传向世界的多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