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最后的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农谢法庭宣判纪实

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

2014年8月7日,金边城外16公里处的柬埔寨特别法庭吸引了驻柬埔寨的各路国际媒体。此外,为了这一天,还有更多的国际记者、法律专家飞赴金边,密切注视特别法庭对柬埔寨“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农谢、乔森潘的宣判。

开庭

上午9点钟,开庭铃声响起,法庭内全体肃穆起立,主审法官宣佈开庭。随后,两名被告——88岁的农谢和83岁乔森潘各由两名法警引领,行动蹒跚地进入被告席坐下。农谢身着黑色外套,面带黑色墨镜,面无表情地靠坐在黑色座椅上。在他的左手是真正戴眼镜的乔森潘,乳白色的夹克,与农谢不同的是,为了听到法庭上讲说的每一句话,他戴上耳机。

他们此时出庭的形象,与我大约两年前在法庭所见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在法庭散发的庭审印刷册上,他们的照片反映出的情绪也是如此,农谢侧目不肯直面镜头;乔森潘微微向下斜视,然而头戴耳机凝神谛听。

退回40年,他们才四五十岁,正值人生壮年,农谢早已是红色高棉组织的二号人物,乔森潘即将成为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国家主席。以红色高棉组织为核心的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年4月17日进入金边,1979年1月7日从金边撤向柬埔寨西北地方。一直到1998年,民主柬埔寨政权军队在西北的拜林山区放弃武装抵抗,向成立5年的新柬埔寨王国政府投降,他们从高位跌落下来,但还活着;而他们的头号人物波尔布特,於1998年4月在荒野中孤独地离世。

2006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柬埔寨特别国际法庭成立,它的任务就是对民主柬埔寨政权即“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以农谢、乔森潘、英萨利及英萨利之妻英蒂丽作为被告的法庭002案件於2011年11月开始审理,现在终於等来宣判之日。这期间,英蒂丽因丧失神智免于审判,曾任民主柬埔寨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英萨利病逝。四个被告,现在剩下孤独的两个。

审判席上坐着穿红袍的七名法官,显示了国际法庭阵容,其中四人来自柬埔寨司法界,包括主审法官尼农、法官约奥塔拉、亚索坎和托莫尼,其它三位分别是新西兰的戴姆•西维亚•卡特怀特、法国的让-马可•拉沃吉尼和奥地利的克劳迪亚•芬兹。

柬埔寨特别法庭的国际性还有更多体现,比如在提交的参加听审的申请表上,每个申请人被要求明确填写头髮与皮肤的颜色。

被告就坐后,审判长尼农用高棉语开始宣读判词。通过法庭提供的耳机,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英语或法语的同声传译。

法庭其实分为两个部分。整个法庭平面图呈扇形,内缘是真正的法庭活动空间:迎面是高居上位的法官席,法官席的右侧是检察官席,稍远处是民权律师席,法官席左侧是辩护团;与法官席面对的,右边是证人席,左边是被告席。今天是特殊的日子,虽然检察官、律师和证人都不需要有实际的语言和动作。但座无虚席。法官一个人在宣读判决书。乔森潘与农谢面前摆放着电脑萤幕,从萤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居审判席上主审法官的面孔。

一道弧面的玻璃墙把审判区与外缘部分500个观众席分隔开来。观众席位扇形并阶梯排列着,观众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法庭内的活动。在玻璃墙的两侧悬掛大萤幕,即时传送法庭内的细部图像与声音。在我身边就坐的是一位柬埔寨女士,她不需要耳机,因为法官说的就是她的母语。

8月7日,金边,特别法庭宣判结束。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8月7日,金边,特别法庭宣判结束。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但是乔森潘为什麽要戴耳机呢?法庭提供的资料说,上世纪50年代,乔森潘在法国学习,并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柬埔寨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他为了祖国的宏大理想而回到柬埔寨。回国后,在1962年西哈努克任命他为商业副部长之前,他先成为了教授。

宣判结束后,我问刘律师乔森潘为什麽用耳机。律师猜测说,他可能是听法语。他的法语太好了,在法庭上,他时而会使用法文表达。(出现在审红国际法庭的刘律师常常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是唯一的中国籍律师,是来自中国大陆、服务於特别法庭的年轻律师。)

乔森潘1967年曾隐身一段时间,1970年代初再出山时已是红色高棉的人。1987年波尔布特退隐后他成为红高的正式头目;1989年他代表民主柬埔寨参加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谈。1998年,他带领红高部队向柬埔寨政府军投诚,然后回到拜林居住。

两个多星期前,就是在柬埔寨执政党与反对党达成决定性协定的7月22日,我恰巧在拜林,并专门去看了乔森潘的房子。那是村路旁的两层木板房,寂寞而陈旧。带我去的是20多年前红色高棉的战地记者勒恩。他告诉我现在是乔森潘的女儿居住。院子有几只白色小鸡啄食勒恩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勒恩说,可能到田里干活去了。

说起来,勒恩是新闻同行。民柬政权时期,他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小团队,拍摄战争纪录片。我问为谁拍,在哪播放。他说政府需要,联合国也需要。确实,直到1989年,民主柬埔寨政权还在国际上代表柬埔寨。1990年代初,柬埔寨可是国际社会的热点,西哈努克、洪森的金边政权、宋双和红色高棉这四支力量的纠缠占据每天的国际新闻版面。我在北京相距遥远的编辑室里无法想像拜林。

勒恩说,直到1979年1月7日那一天,他才离开金边。

金边是乔森潘、农谢罪行的一个节点。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是红色高棉全面执掌柬埔寨政权的时期。进入金边城的当天,红色高棉组织立即大规模将城内居民向乡村驱赶。这正是002号案件起诉的重要罪状。

“平庸之恶”

开庭没过几分钟,审判长尼农就开始宣读判决书。长长的判决书没有悬念。核心意思是,审判法庭认为,被告人农谢和乔森潘在1975-1979年期间,犯有反人类的灭绝、屠杀、政治迫害、强迫搬迁的罪行,法庭决定判处农谢、乔森潘终身监禁。

强迫搬迁就是指将全体金边市民赶出金边城。在今日金边的任何一家书店里,几乎都能从书架上的某本书里找到人民被驱离金边的描述。英文版、中文版----想必柬文书籍里也有吧?对后一点我不太确定。英文版是西方观察者的描述或向西方世界的痛诉,中文版是华人世界内的自我泣诉,柬文书籍呢,都逃不脱同样的命运,还需要互相哭诉吗?

特别法庭的回答是肯定的:需要。在500人的观众席中,不须仔细辨别,就能看出有很多来自村野的农夫农妇。虽然像今天能进入到观众席的机会难得,很多记者都因为报名迟滞而被阻在外,但是法庭仍把有限的座位留给他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刘律师介绍说,自特别法庭2006年开始运作以来,每一场听证、庭审,特别法庭都有独立的预算,用大巴士到外省乡村把普通百姓拉到金边的法庭,鼓励他们作证,也请他们见证法律的公正。

2009年,特别法庭宣佈判处001号案被告S-21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康克由上诉,结果2012年2月终审判决下来,康克由改判终身监禁。35年和终身监禁的结果可能都是老死狱中,但差别在於,对於这样的罪行,不同的判决显示法律的不同态度。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个体如何拒绝或挣脱?汉娜•阿伦特主张对“平庸之恶”(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编者注)说不,但是在宏大的社会实验构想的激励下,有多少人能凭慧眼或本性识出“平庸之恶”?到底谁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7月22日,拜林,前红色高棉记者勒恩(左)和波尔布特生前警卫森利滕。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无法验证的历史

森利滕说: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得相信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他还说,作为国家领导人,就该承担责任。

森利滕是波尔布特的亲侄,生活在拜林,曾经是红高领导人的安保人员。他坐在拜林落日的馀晖里讲述往事,不,只能说是回答而不是讲述。

他面前原色的木质餐桌上,摆着几张摄於1987年北京的照片。那是战地记者勒恩的收藏。照片中森利塍和勒恩都年轻而意气风发。勒恩怀念他的中国老师郭梅仙女士。他还保存着她的名片,我原以为也是一名新闻前辈,看过名片,知道她是一名工程师。

森利滕和勒恩是多年的朋友。现在他们和许多当年的战友都在拜林居住,经营种植园或农场。他们另一位当年的战友恩速坤在省政府身居要职,是拜林省计划局长。在拜林停留第二天早上,我在头一天的餐桌上见到了他。他不凡的气度昭示了官位,而带我深入“红高基地”的老王却不关心他是什麽官。

在老王眼中,他们都是“布马”——朋友,反过来,老王就是他们眼中的“震”——中国人。他们之间几乎不需知道姓名。而我,出於职业习惯总是查户口般地急切瞭解谈话对象的信息,至少也要知道姓名和贵庚。

恩速坤告诉我在泰国边境还有一处柬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以前由联合国人员看管。我提出去看看,他开车与我们同去,到了那里,只见一架更为破败的吊脚楼,一个农人在底层发呆,一个孩子坐在木楼梯上发呆。局长说,这里曾是农谢等人的开会地点,“他们生活跟我们一样,没有特殊的物质要求。”

红高在金边执掌三年多,人民无以裹腹,社会财富完全没有积淀,随后败退到西北山区。传说中的红宝石和红木走私恐怕只够部队的日常供给。

作为贴身侍卫,森利滕怎麽看关於红高统治时期死亡170万人的事情,他传达过或听到类似的命令吗?

他摇摇头,“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对外面的老百姓生活没有办法掌握。但是我没有听到过领导人发佈杀害人民的命令。对於领导人发佈修建堤坝、开发农田、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政策是知道的。”

这也是特别法庭面临的难题:缺乏物证。

一家非政府组织近来每年都会在金边街头作些摄影展,有次晚间经过,我凑上去细看,多数是1970年代柬埔寨人在工地劳动的照片。

但是,没有确凿的物证表明强制人民搬迁出自谁的命令,或者出自哪一纸命令。

真正的调查是困难的。谁也不愿意去揭已渐癒合的伤疤。柬埔寨华文报《柬华日报》的钟耀辉是我在柬埔寨依赖的活百科,刚来时,我几乎拿所有的问题问他。直到有一天问他红高统治时金边送水节是怎样情形,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因为那时他还没出生。我才如梦初醒。近40年过去,一代人已经长成。这个社会的中坚对那段历史已经完全没有直接体验。

而老一代柬埔寨人是多麽不愿再回首这种伤痛啊。今天早上出门时,我为穿什麽颜色的衣服踌躇了好一阵儿,最后还是弃黑就白。在柬埔寨生活两年多,我经常是穿着黑色上衣出入各种场所,直到有一天在偏远的腊塔内基里省山村,一位年近80的老者用手指捻着我的黑色T恤,告诉我这是柬埔寨人最讨厌的颜色,因为红色高棉时期的服装全是黑色,会唤起不快的回忆。他说话时,我几乎看到他眼睛里闪现出来的厌恶。他们连那个时代的颜色都要忘却。留心之后,我确实发觉今天柬埔寨百姓真是鲜少穿黑色。

8月7日,金边,记者在特别法庭室外采访。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
8月7日,金边,记者在特别法庭室外采访。亚太日报驻金边分社首席记者王其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