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内容广博、例证驳杂,加上德国哲学语言特有的晦涩,读起来非常吃力。在此,笔者仅就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社会批判观点,结合其学术经历和书中的文献引述,谈谈自己的看法。
学术继承和理论溯源
哈贝马斯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6~1959年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研究助理,在此期间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极大。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事件”(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933年5月至1934年2月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发表将希特勒等同于上帝的言论)的冲击下,哈贝马斯认清哲学和政治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但反对理论盲目地亲近实践,由此发展出一种将哲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学说,《交往行动理论》正是这一思考方向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的中间考察:体系与生活世界》一章中哈贝马斯指出,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化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论述中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子。事实上,哈贝马斯的论证中也多次提到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重要人物的思想,沿着“异化”、“物化”的考察路径发展出“生活殖民化”的观点。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指的是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精神生产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卢卡奇将“异化”发展为“物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是所有人的普遍命运,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下降为物。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这一思想发展成“文化工业”的观点,他们通过揭露“真正的文化艺术在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中介中变成商品,而大众传媒又把社会控制的信息传递给整个社会”的事实,提出所谓“启蒙”已走向反面,从而构建其社会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对前人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他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当人们之间的互动不再是按照规范和价值来进行,而是通过交换价值来进行,社会交往的活动领域就发生了物化。”他认为,随着技术、权利、媒体等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体系变得日益复杂和合理化,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公民成了政治生活中被动和消极的路人,“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化日益严重。他将这一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批判与扬弃
哈贝马斯的批判是否同样适用于当今中国呢?笔者认为不尽然。哈贝马斯的批判基于西方语境,一方面,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交往行为总体上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鸿沟,中国社会特有的复杂性在类似于《中国人的性格》等书中已有许多描述;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虽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等人认为中国至少在经济上已经被“资本主义化”了,但是从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来看,哈贝马斯指出的很多“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现象,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下或可以完全避免,或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启发作用,只是在具体分析时需要从社会现实出发,进行适当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