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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动用刑法遏制舆论监督是很可怕的

2010-07-29 10:57:31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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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动用刑法遏制舆论监督是很可怕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

作者 早报记者 曹虹

针对“记者仇子明因报道被警方全国通缉”一事,国内一些传媒学者认为,这次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遏制舆论监督的手段很恶劣,适用法律不当”。

记者基本权利一直未明确

东方早报:经济观察报的仇子明因对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报道被浙江省遂昌警方通缉,你觉得这一事件和以往的记者被诉案有什么不同?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在新闻报道领域,正常报道行为,即便有失实之处,也上不了刑法,这是国际惯例。

目前的舆论监督权在增长,如去年颁布的《记者证管理办法》,被魏永征(著名传媒学者)评为“微型新闻法”,肯定了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这在以前也是没有的。

虽然这几年,涉及记者的官司很多,但涉及刑法的还是少数。1987年的《民法通则》第101条,明确了保护个人和法人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动用刑法是很可怕的,这是同业竞争等情况时才会用的手段。只要记者没有敲诈勒索等行为,是不应该动用刑法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记者会“因言获罪”吗?

展江:这次遏制舆论监督的手段很恶劣,适用法律不当,舆论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我们倒是更应该关注举报人的安全,但浙江是公民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保护举报人也是记者的责任之一。

东方早报:应该从法制的角度保护记者的权益。

展江:新闻法制没有健全,记者的基本权利没有明确,这使得援引其他相关法律相当苍白。

媒体如何使自己更专业

东方早报:记者在调查性报道中,如何使匿名信息不造成报道真实度的减损?

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记者有义务保护匿名线人,如果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做出了“匿名”的承诺,那么,就绝对不应该在报道中公开消息源的身份。

这样做,也许从表面上看,使报道的可信度有所降低,或者容易把报道的准确性过度依赖于记者的职业道德,但背后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目前,从法律保障来说,中国是缺失的,在美国,各州对此规定的法律也有所不同。而从操作规范的角度看,媒体应该有相应规范:比如,一、除记者外,总编辑是否有权知道消息源是谁呢?这样多一个人把关,会避免记者“故意造假”;二、要规定,匿名线人所讲的东西,是事实,而非观点,否则很容易变成“诽谤”;三、要记者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明确实找不到任何非匿名线人用来提供相关证据,即“万不得已”才用匿名线人的必要性;四、报道的内容应该关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尤其普通人)隐私。我想,如果遵循了这四个方面的职业规范,使用匿名信源是没问题的。

东方早报:在目前有关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媒体如何使自己更专业?

张志安:我们需要新闻立法,但不是只为了处理“匿名消息源”的问题,而是归根结底,通过保障新闻媒体的采访权、监督权,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当然,在没有专门新闻法的情况下,有关部门的行政条例,依然是可以有所适用、规范和保护的。比如,从诽谤的角度看,如果能够认定:1、事实失事;2、广泛传播,导致名誉受损;3、记者主观故意。必须具备这三个要义,才判定构成诽谤的话,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记者的权利,也会使媒体败诉几率大大降低。

王克勤(著名揭黑记者、《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记者获取公共信息难,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信息公开程度不够。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信息公开条例》,但操作层面一直有问题,记者从政府、大的财团包括上市公司获取公共信息有难度。

舆论监督整体进入困境状态,一方面媒体积极勇进,公众热情高涨,但是被监督者往往采用三种态度:一是冷处理,就是你报你的,不予理睬;二是热处理,动员自己的媒体做正面报道来掩盖负面;三是狠处理,记者被打被害的事屡有发生。

对传统媒体的管理很有序,但各种新媒体呈现蓬勃之势。这使得社会公众通过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从而使舆论监督与反舆论监督呈现一种胶着状态。

董莹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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