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效用”的演进　网络时代衍生其外部效应

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一个主要渊源，来自于对“外部效用”的争议，这是因为“外部效用”与“产权界定”密不可分。那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如果没有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就不可能出现围绕产权概念的法庭抗辩；而没有这些抗辩，人们对产权的认识就不可能摆脱哲学思辨的范畴，从而在上个世纪中叶将之推向科学的境界。

科斯（R. Coase）因为对1879年的“应诊医生告甜品商人案（Sturges v. Bridgman）”作了深入剖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最近重读这个125年前的案子，当年泰思哲（L. J. Thesiger）法官的判词，就像数学教师给学生讲解几何证明一样，条理井然，使得后人可以稳站在他的肩膀上看问题。案情是这样的：一位应诊医生和一位甜品商人为邻，二十年来相安无事。后来，应诊医生把自己的房子往院子里扩建，将那里建成了诊室。这时医生才发现，甜品商人的研磨机噪音对诊室造成了极大的骚扰。医生为此提出控告，而商人则自辩说他研磨了二十年，从未接到过医生的投诉，这应视为医生早就默许了他的骚扰。

泰思哲法官判医生胜诉，理由是“医生默许”一说不成立：医生以前没把房子建到院子里，是不可能知道原来那里是这么吵的，所以也就无从默许或抗议。泰思哲同时指出，他的判决也适用于将来可能发生在铁匠身上的投诉。铁匠完全能够预见自己打铁的声音会骚扰邻居，所以他在决定从事打铁行业的时候，就必须买下足够大的地盘，与其他邻居隔开。在避免骚扰的问题上，铁匠有主动权，邻居则无能为力。

泰思哲也指出了他的判例不适用的场合。例如，会不会有人故意把房子建到工业区，然后声称自己受到骚扰，从而引用这一判决迫使工业区停工呢？泰思哲认为，这种情况不应援引他的判决作先例，因为建房子的人早知道工业区是有噪音的。

1959年，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判决了酒店对“阳光”的产权纠纷。有两家面海相邻的酒店，其中一家准备在自己的土地上加盖一座14层的大楼，这将在冬天的下午遮盖另一家酒店的游泳场，后者向法庭申请禁令。法庭否决了申请，理由是阳光的路线不属于原告，被告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楼，因此而阻隔了原告的阳光是一种不可抗力。

这个对“阳光”产权归属的法律观点，到1982年又得到了重要的修正，那是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对“太阳能系统”案的判决。相邻的两户人家，一家加盖房屋，遮挡了另一家屋顶的太阳能系统。法院禁止了房屋加建，理由是阳光有了新的用途，它不仅带来晒太阳的享受，还是一种新能源。

这三个案子勾勒了过去一百多年来“外部效应”问题的演进。其核心是：貌似分立的资源（诉讼双方的土地），在使用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侵害（噪音或遮挡）。对于资源的排他使用，法庭的判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化，以社会整体效率为归依。

到了网络时代的今天，人们对不少衍生的外部效应十分关注，进行相关立法的呼声也越发高涨。最常见的“网络外部效应”包括了个人高速下载工具拖慢网络速度，个人资料被搜集、出售、公开和滥用，以及接入网络的个人电脑变成垃圾邮件和病毒邮件的转发站等。无论是古老案例还是新兴案例，其问题的核心都是一致的，协调原则也应一致；而最佳原则，我认为始终是“价高者得”。也就是说，在昔日，应把噪音权和遮挡权拍卖，出价高者补贴出价低者；在今天，用户享受的带宽应该有价格分歧，个人隐私应该待价而沽，而发送邮件更应该贴上有价的“邮票”。

 媒体活动